十八大以来，反腐一直是中国政治治理的重要主题，无论是“打老虎”还是“拍苍蝇”，都极易引起舆论热度。
近日，最高检察院内刊刊发了一篇名为《中国体坛高层触目惊心的腐败》的文章，信息量巨大。它深刻揭露了中国体坛从运动员选拔、比赛结果操控、赛事审批等各个领域的腐败。其中既有肖天这样的体育总局原局级领导干部，也有俞丽、沈利红等的分管领导干部;既有强势的队伍如国家跳水队，也有传统的弱势项目中国足球……
总而言之，触目惊心。特将此文推荐给大家，原文太长，略有编辑。
在中国体育界，很多金牌项目的背后，都有一个“两面性”的人物。一方面，他们引领队员在国内外赛事上取得骄人战绩，为竞技体育做出重要贡献;而另一方面，他们又在各自的圈子内拥有很高的权威，掌握着运动员的“生杀”大权，甚至操纵比赛，参与各类腐败行为。与此同时，是各种腐败的外化表现，“假球”、“黑哨”、“赌球”、“兴奋剂”、“运动员参赛选拔黑幕”、“选手年龄造假”、“操纵干预比赛”、“明星运动员商业代言纠纷”……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，都有着深刻的体制问题。2012年伦敦奥运会，中国举重队曾经发生过一桩丑闻。众所周知，中国举重队一直是奥运会的“金牌大户”，北京奥运会中，中国女举派出4人全部夺冠。但在伦敦奥运会女子53公斤级举重比赛中，名不见经传的湖北选手周俊三次抓举全部失败，创造了中国举重队在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差战绩。这一“失误”，可不仅仅是“失误”。业内人士透露，在竞技体育中虽然实力是第一位的，但在不少绝对优势的项目上，派谁去都能拿奖牌的情况下，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拔就成为一个利益攸关的问题，由此更容易引发一些私下的权钱交易。这一次的事件也不例外。经查，背后原因在于，湖北体育局认为周俊训练比其他运动员好，坚持“保送”周俊参赛，国家举重队高层为照顾湖北这个“奥运名额”，结果出现了意外。很明显，周俊“交白卷”是不透明的选拔机制结出的“恶果”。中国体育法学研究会理事、清华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主任田思源总结为：在王牌项目上，出现了“让你上，拿金牌;不让你上，你无名”的诱惑;在水平一般的项目上，也存在“不花钱就难入选”的“潜规则”。这不是个例。即便是在足球这一“丢人”的项目上，也是腐败到极致，每一届国家队队员的大名单都充满了是非争议。事实上，早在2014年，中纪委就曾点名中国足球管理乱的现象。而改变国籍、代表韩国队出战比赛、炮轰中国国家队的乒乓球选手唐娜，更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一个案例。唐娜13岁进入国家青年队、1996年夺得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冠军，但却在国家队中，一直无缘参加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。随后她改变国籍、远赴韩国打球，后在韩国乒乓球锦标赛上10战全胜，名列女单第一。“在中国，我永远没有机会。中国乒乓球协会并不是通过选拔赛，而是提前指定有潜质的选手进行集中培育。”据媒体报道，唐娜甚至曾说出韩国才是其祖国，希望代表韩国打进奥运会的话，引发巨大争议。争议暂且不论，一个好好的中国运动员，最后选择改国籍、跑到国外打球，我们的体制是否应该深刻反思一下呢?操纵比赛，被圈内人士认为是体坛腐败的第二大“恶疾”。在第十二届全运会上，为了“照顾”东道主辽宁队的“金牌任务”，国家花游队前“掌门”俞丽先后收受了辽宁游泳中心主任20万元的贿赂，结果导致花游项目出现重大打分纠纷。而据称，此前就有人放话“辽宁组合一定会得到金牌”。无独有偶，十运会上，因与中国跳水队的某领导“交恶”，跳水名将田亮尽管有十分完美的入水表现，但却只有一位裁判打出了9.5的高分，其余均为8.5。后来才知道，这是某位体育界高层的授意。而给出9.5分的裁判，则最终失去了“最佳裁判”评选的资格，不久后辞职。后来，圈内一赫赫有名的跳水国际级裁判林某对媒体透露：“跳水裁判近乎傀儡状态，上面想让谁得金牌，就会授意裁判多打分，压其他对手的分数。比赛都是有很多替补裁判的，你不听话，不用你就行了。”一名体育界知情人士告诉《方圆》记者，类似于跳水、花游、体操等主观打分项目，由于缺乏统一计量的客观标准，裁判主观判断性较强，而一些项目内部人士又有极大的影响力，这就为“暗箱操作”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。中国足球更是反面的典型。业内人士称：“贿赂高官，买通裁判，甚至买通对手打假球、打黑球，都是一些足球俱乐部的惯用手段”。谢亚龙、南勇、杨一民三位中国足协前主(副)主席，就是因操纵足球比赛收受贿赂而被捕入狱;著名“金哨”裁判陆俊，在刑拘后交代“自2011年全运会足球比赛就开始和足协官员勾结吹假球”。“还有的省份，为了多拿金牌，私底下搞利益勾兑。”知情人士举了一个例子，在某年冬运会的男子速滑赛场上，来自两队的四名选手按照次序比赛进行了一圈又一圈， 却丝毫不见短道速滑应有的冲刺与追赶等刺激场面，现场观众直呼“太假”。这一“奇景”被业内人士解读为“金牌内定”。因为这场比赛内幕复杂，按照比赛规则，领先选手夺冠有利于两队的利益。另一个体制障碍，是赛事审批。大到运动会、锦标赛的举办，小到民间的一个商业赛事，都需要体育主管部门的审批。“连企业举办一个三人篮球赛，都需要篮协审批，这是不可想象的。在国际上，奥运会、NBA等赛事都是非政府机构举办、市场化运作，根本没有官方审批一说。”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看来，这就是变相的“权力寻租”，体育总局和各地的体育主管部门，已经形成庞大的“利益链条”，将其变成牟取部门灰色利益的工具。这一点，篮球明星、全国政协委员姚明，也曾在“全国两会”中提到。他认为，在当下发展阶段，体育赛事审批并没有存在的必然理由。姚明指出，赛事管理和审批费往往由各个运动项目的管理中心收取，标准千差万别，极易滋生腐败;而体育管理部门以行政之手，干扰了本可以由市场调配的资源配置，也在客观上形成垄断，严重阻碍了社会力量办体育的热情，造成人为设立办赛“门槛”的事实。姚明的这一建议被当年政府工作报告采纳，但业内人士认为，各级体育部门已实行赛事审批多年，想要从内部改革，拿掉这块“利益蛋糕”，肯定困难重重。事实上，直到中央巡视组点出“赛事审批不规范、不透明，凸显部门利益”等问题，体育总局才被迫整改表态，“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，除全国运动会、全国冬季运动会、全国青年运动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以及涉及国家安全、政治、军事、外交等事项的少数特殊类型体育赛事之外，其他赛事一律不需审批”。除了赛事审批，一些商业赛事的经营也很混乱，比如中国足球一系列腐败丑闻中，足协官员在赞助商洽谈过程中，存在利益输送的“猫腻”也一直不绝于耳。可见，体育赛事的经营，已经成为部分官员“中饱私囊”的“利器”。“在现有体制下，体育总局下面的各项目中心不仅是行政机构，还有事业单位，还兼有社团，一些中心还经营着企业，可以说是一个’四不像’体制。”乔新生比喻。权力滋生腐败。这种体制下，从制定行业的法规条文到选拔运动员、教练，从审批体育赛事到举办体育活动，从判定赛事纠纷到体育奖金的发放，其无一不囊括其中。这自然会不断强化自身的行政权力和经济利益，为体坛腐败创造了温床。乔新生介绍说：“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，受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管辖的各个单项体育协会都是社会团体，而非政府机构。有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章程中，明确禁止各国单项协会在运作中受行政干预。”这一规定，无疑就是要避免“政企一家、管办不分”的局面。还是足球的例子，可以说其推行职业化已经二十年了，但还是处于“市场运作商业化、管理行政化”的状态。有评论就认为，泱泱大国之所以足球水平老上不去，就是这种体育体制的“先天性缺陷”。另外，值得注意的是，“管办不分”还很容易导致官员兼职现象严重。比如落马的体育大佬肖天，除了体育总局副局长的身份，他还兼着中国奥委会副主席、国际击剑联合会终身荣誉委员、中国击剑协会主席、中国滑冰协会主席、中国马术协会主席、中国体育战略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会长、国际篮联副主席等数职。这么多职位在身，毫无疑问，为官商勾结、钱权交易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机会。乔新生分析，回到问题的原点，只有通过改革体制、转变职能、简政放权才能最终解决问题。首先，必须要扭转“金牌至上”的错误政绩观。当下为什么会出现各类公然违背体育精神、体育道德，甚至违反法律的事件?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当前，我国竞技体育的运行模式和考核体系，是以金牌为导向的。金牌的多少，与地方体育官员的升迁、运动员的前途、教练员的奖金等利益链条直接挂钩。被誉为体坛“反黑斗士”的浙江省前体育局局长陈培德，曾犀利指出：“有一种腐败，唯独体育界有，别的领域没有，就是竞赛。竞赛中的腐败不是个人行为，往往是集体行为、组织行为、政府行为。”这无疑十分危险。在田思源看来，我国体育法治现状目前存在“四化”短板——立法迟延化、执法利益化、监督形式化和司法边缘化，这一切都为体育腐败提供了条件。“《体育法》作为行业根本法，大多数都是原则性规定，类似于操纵比赛问题、仲裁纠纷问题、运动员和裁判选拔问题等都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规定，现有体育法律体系尚不能有效遏制体育腐败的蔓延，依法治体的局面还远未形成。”在田思源看来，及时修改《体育法》，制定《职业体育条例》、《体育竞赛反不正当竞争条例》等法律规范，以明确职业体育违纪、违法的法律责任，完善职业体育管理体制，刻不容缓。猫眼君看世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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